很少有研究观察TAVR后心脏死亡负担和预测因素。加拿大拉瓦尔大学Marina Urena博士和同事在欧洲、北美和南美18家中心接受TAVR的3726例患者中，分析晚期心衰和SCD相关的心脏性死亡发生率和预测因素。55%的患者接受球囊扩张式瓣膜，43%为自膨胀式瓣膜。

　　平均22个月随访中，1022例（27.4%）患者死亡。其中，336例（33%）被证实为心脏性死亡。155例死于晚期心衰，占整个队列死亡的15.2%，46.1%为心脏性死亡。晚期心衰的1年和2年的累积死亡率分别为2.9%（95%CI：2.3~3.5）和4.4%（95%CI：3.7~5.2）。57例患者死于SCD，占整个队列死亡的5.6%，16.9%为心脏性死亡。SCD的1年和2年的累积死亡率分别为1%（95%CI：0.6~1.4）和1.8%（95%CI：1.2~2.4）。TAVR后6个月内的晚期心衰和SCD相关死亡发生率最高。

　　晚期心衰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①基线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P<0.05）；②基线时心房颤动（P<0.05）；③基线时左室射血分数（LVEF）≤40%（P<0.05）；④较低的平均经主动脉压力梯度（P<0.05）；⑤肺动脉收缩压>60 mm Hg（P<0.05）；⑥采用前向经心尖入路（HR 2.38；95%CI：1.6~3.54）；⑦TAVR后中/重度主动脉反流（HR 2.79；95%CI：1.82~4.27）。

　　死于SCD的独立预测因素是，TAVR后LVEF≤40%（HR 1.93；95%CI：1.05~3.55）和新发持续性左束支传导阻滞（LBBB）（HR 2.26；95%CI：1.23~4.14）。另外，新发持续性LBBB和QRS波>160 ms患者的SCD风险亦增加（HR 4.78；95%CI：1.56~14.63）。

　　研究者写道，“将来的研究需评估针对这些因素的特定治疗策略能否降低此类患者的心脏性死亡风险。同时，我们的结果允许识别TAVR后第1个月内因心衰或SCD死亡风险最高的患者，有助于改善临床决策。”

　　南巴黎心血管研究所Thierry Lefèvre博士在随刊评论中指出，该研究“揭示了TAVR后心衰死亡风险，虽然很明显，但并非不可避免。”Lefèvre称，此类患者应控制3种关键因素：可行且安全前提下，采用经股动脉入路；优化瓣膜大小和位置，从而预防1级以上的瓣周漏；对LBBB伴QRS波增宽和左室功能受损患者，考虑植入起搏器或行心脏再同步治疗。